一、浙江农民种植粮油作物今年免交农业税（论文文献综述）
孟露露[1]（2021）在《账本里的世界：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文中研究指明集体化时代,广大农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留存了大量的账本、凭证等基层经济资料。这些资料是农村生产队的生产和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其中包含了细致的农村经济生活信息,对于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山西太原城郊村剪子湾保存了大量的集体化时代账本资料,从时间段上连续且完整,涉及农民经济活动的多个方面,是从经济角度研究村庄发展变迁的珍贵史料。本文利用剪子湾村的账本资料探讨集体化时代城郊村庄的生产与村民生活问题。具体而言,对账本展开全面细致地解读,结合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剖析村民的生存方式、村庄的经济发展,揭示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汲取,以及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剪子湾村临河而居,历史上以农业生产为主。集体化时代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被侵占,导致村民只依赖土地完全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这样的困境下,村民很早就有从事副业维持生计的传统,集体化时代更是利用地处城郊,这样较为优越的理位置发展马车运输、劳务输出、白灰、砂场等副业,副业利润逐渐成为村庄和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通过多次向政府申请的方式发展副业,这种非暴力的方式充分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存理性。同时,由于水利建设、肥料、种子等的投入,农作物产量有所增加,传统农业的潜力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人口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增加,导致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此一时期,国家为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通过税收和统购统销的方式转移了村庄的收入。另外,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社抽调村庄的劳动力,但却将这部分人的开支转嫁到生产队。这些都消耗了村庄收入,导致副业较为发达的剪子湾村并未能摆脱“内卷化”的命运。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农民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口粮被挤压到最低消费水平,虽然现金收入呈增长趋势,但并未实现质的飞跃。农民日常生活消费还是以食品支出为主,呈现出人均收入缓慢增长与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的不平衡状态。
张丽[2]（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提出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黄润青[3]（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熊勇杰[4]（2019）在《农业补贴政策对中国油菜籽生产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保障中国国内粮油安全为背景,着重探讨中国自2001年以来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对油菜籽生产带来的影响。文中主要介绍了中国油菜籽自2001年以来的生产情况,包括油菜籽单产变化、种植面积变化和年产量变化,并根据不同主产省份实际情况,分析了中国油菜籽生产的空间变化情况。同时为研究农业补贴政策对油菜籽生产的影响,文中对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以下简称两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和油菜籽临时收储四项与油菜籽生产相关的补贴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介绍。并基于1990年至2016年中国油菜籽生产的15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对包括两项补贴政策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及油菜籽生产中涉及的劳动力投入、农用机械使用量、化肥使用量和流转地租金等变量在内的油菜籽生产投入产出关系进行了回归估计,以测算相关补贴政策对油菜籽年产量的具体影响情况。基于2001年至2016年15个省关于油菜籽生产和价格的面板数据,运用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对包括油菜籽收购价格、油菜籽人工费用与临时收储政策等相关变量进行回归估计,以测算临时收储政策对油菜籽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两项补贴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对中国油菜籽生产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则对油菜籽生产造成了显着的负向影响。其次本文还运用Malmquist生产指数模型,测算了2004年至2017年中国各主要油菜籽生产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项的结果,结果表明中国油菜籽生产存在技术进步滞后的缺陷,由此造成测算区间内中国油菜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状态。虽然各省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一定差异,但各省未来在推进油菜籽现代化与机械化生产上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论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若干完善油菜籽生产方面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合理化建议。
李元洪[5]（2018）在《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残缺不全的自身职能、刚性约束的科层体制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其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表现形式怎样?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站在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以中部地区的沙镇权力运作作为观察支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内视”（即对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结构进行考察）“外观”（即对乡镇党委政府与其上下左右互动主体的观察）,对当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与同级组织、上下机构以及镇域企业、社会精英之间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现乡镇权力运作过程,并探讨其内在的乡镇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自身职能的软弱性、科层体制的强制性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而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应对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权力运作呈现出适应性治理逻辑。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角度看,适应性治理是指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运作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具有灵活性、集成性、阶段性、目的性和妥协性等五个特点。灵活性是指适应性治理在制度安排上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具备伸缩性和灵活变化的特征。集成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及时反映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阶段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是中国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一个阶段,具体时间是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取消之后到205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前这一时间段。目的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提供一系列治理逻辑和治理策略供我们选择,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系统,不计较成本、不带功利目的地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妥协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达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调适,向内使劲,以减缓外部压力,适应环境需求。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包括与县委县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通逻辑、与县财政局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依附逻辑、与“七站八所”代表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半依赖逻辑、与镇域乡镇企业互动中表现出来的服务交换逻辑、与村两委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管理逻辑、与镇域社会精英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情逻辑,以及其他学者笔下的“变通、摆平、人情、关系、面子、媒、擂、示弱、怀柔”等等,适应性治理逻辑既是乡镇权力运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现有条件下乡镇权力运作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乡镇权力运作从代理性治理逻辑、行政性治理逻辑发展到协商性治理逻辑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适应性治理逻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下乡镇权力运作规律,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耿仲钟[6]（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提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黄超[7]（2018）在《道德变迁视角下的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自治县柳方村为例》文中提出少数民族异地移民搬迁引起民族文化变迁的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对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乡村社会转型理论,而且有利于移民社区的社会整合和社区发展。本研究从道德变迁的视角出发,以一个裕固族移民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收集研究资料,通过深描和比较分析,呈现了裕固族移民生产方式转型带来的家庭、邻里、社区等群体和组织在结构、功能及道德规范等方面的转型过程,从而整体性地反映了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过程,揭示了社会转型的机制。移民搬迁促使移民生计方式完成了“定居牧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转型,移民身份实现了“定居牧民-传统农民-现代农民”的转型,发展理念由“生存性发展”理念向“投资性发展”理念的转型。在发展转型的推动下,移民的家庭结构、功能、家庭成员关系中的道德规范发生变迁。移民家庭结构核心化速度加快,客观上形成了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夫妻道德规范,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赡养负担减轻、抚养责任加重子代为重的特征,兄弟姐妹之间基于人情伦理的礼仪性互动依然存在,但互动过程中的利益考量成为影响兄弟姐妹关系的重要因素。移民搬迁使得移民邻里关系发生了转型。以人情化为主要特征的邻里道德规范进入移民社区之后,更多地呈现出利益性交换的特征。移民生计方式从牧业向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对灌溉系统的依赖,客观上要求成立新的邻里组织——方田,方田在移民社区建设、灌溉管理、组织生产、社区管理、娱乐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理运行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以方田整体利益至上及对斤斤计较者排斥的组织伦理。在发展乡村经济和“项目制”背景下,移民社区基层组织的功能实现了由移民前主要承担税金收缴等“向上”的职能向“向下”的转型,村委会的职责除了日常管理服务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申请各种发展项目。在项目的申请和分配的实践中,社区公共道德从移民初期的机会均等的公平观向工具性公平观的变迁。在移民社区发展过程中,移民们为了实现相关家庭的利益,适时组织成立小群体,开展超越家庭、方田、社区组织、甚至是跨社区的利益争取和权益维护的实践,有选择地运用人情、亲戚、道德、法律等规范实现自我利益,移民社区的道德整合机制呈现出“混合性道德规范”的特征。从道德变迁的视角出发考察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过程,发现从移民个体联结成群体和组织的社会联结纽带的性质来看,移民社区的社会结构由“人情性差序场”向“混合性差序场”转型;移民互动规范从“人情性道德规范”向“工具性道德规范”变迁;共同体的道德内涵从价值引导的工具转型为利益调整的工具。从裕固族移民的社区社会转型机制来看,发展转型是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外源性推动力量,移民主体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移民社区转型的内源性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口流动加速了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过程。
付会洋[8]（2017）在《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文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为什么作为事农者的农民却不能从农业中获得生计的保障和尊严?本文尝试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同时以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农业变迁实践为载体来探索理解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真实处境。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实践过程研究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体路径为:从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着手对农业的政治过程做出详细阐释。本文的"政治过程"主要指对农业相关资源,如土地、水利、农资、农产品、劳动力等的控制和利用过程,以及控制和利用的目的和逻辑。在国际竞争层面上,本文主要考察了美苏争霸中的农业政治、"绿色革命"中的政治意蕴、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以及全球食物主权运动的兴起与新农业政治。在国家主导发展的层面上,本文认为国内农业政策的制定深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并对国家内部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我国国内的农业政策制定亦不例外,它既是对国内农业发展方向的指引,也是对国际农业政治的应对和互动。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通过对历年"一号文件"进行文本挖掘,发现国内的农业政策形成了一套以经济为中心,以一体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和标准化为关键要素的相互交错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正如它可以自动地吸纳并排斥一些对象一样,它也有一定的受益偏向,种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甚至工商资本皆可从中获利,而相比之下,普通农民却获益寥寥。为理解农民的真实生产与生活处境,本文并未就此止步于政策文本的分析中,而是沿着政策所涵盖的不同方面深入到村庄层面,具体考察了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农田水利在集体与个体化进退中的政治困境、地方政府"为民致富"所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和影响、传统农业种植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双重挤压及所发生的空间嬗变、农业家庭在打工与种地这一分工中的性别政治。研究发现: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权威在国内自上而下的推行中并非毫无阻碍,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会利用或消解这种权威,同时这种权威也会重塑或深化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同国际经济与政治力量、国内政策权威一起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和形塑了国内农业的变迁路径。无论是在土地分配,还是在水利灌溉的组织工作中,经济都被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引入了农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农业关键资源的商品化带来了部分农民无缘享用资源的尴尬结果。李子市场的嵌入在为农户提供新的生计可能的同时,也使农户更深地卷入市场之中。生产以大市场为导向,捉摸不定的大市场又使农产品生产后难以销售,农民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传统的小麦种植因粮价低、不赚钱,以及农民日益高涨的货币化需求两重压力,使得农民不得不放弃。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不断拉低国内的粮价,使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教育、住房、人情往来等开销又不断拉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在这种经济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农业家庭需要从打工中获取更多收入以补贴家用。因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谁流谁守"成为一个问题,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痛苦。总之,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一个社会领域,更是一个政治领域。关于农业的变迁也不仅仅是出于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变迁启动,更是出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赵梅[9]（2016）在《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及理论在农业及农村领域的延伸,是整个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它的提出已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以中国革命老区江西莲花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挖掘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和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重点分析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与技术,对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多方面、多角度地剖析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的优势和障碍因子,并提出了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和措施。具体来看:（1）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莲花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几经曲折,经历了5个不同的发展时期:（1）传统农业主导期（1949年前）:莲花县土地为封建私有制,土地归个人所有。（2）农业发展转型期（1949-1977年）:建立了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提高了农民知识和技术水平、改进了农田耕作制度。（3）现代农业发展初期（1978-1991年）: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4）现代农业发展中期（1992-2005年）:加大了政府政策支持,农业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农业逐步进行规划发展,农田耕作制度趋简,农业税费得到了改革。（5）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2006-至今）:主要呈现出产业化经营规模壮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休闲现代农业快速兴起等特点。近年来,莲花县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结构不断优化、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稳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效果良好、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加大、农业相关政策扶持不断完善等,同时以“莲花”为主题打造当地特色产业。（2）该县资源非常丰富,一直以来都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农业大县。通过调查发现,莲花县已经形成了多种典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技术,包括山地立体农业模式与技术、水体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和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模式和技术等。（3）本研究同时基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资源环境、农业科技和农村社会等5个方面,结合莲花县山多、森林覆盖率高的特点,通过实地调研并咨询当地相关农业专家的意见,构建了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应用单项指标评价和综合加权评价模型对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从可持续发展单项指标评价值及其权重看,影响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农用土地生产率、农业总产值、农产品升级程度、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贫困率和恩格尔系数。其中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发展较好,增长态势明显,是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恩格尔系数虽有增长,但呈现波动性;农村贫困率是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体因子。从单项指标的评价值看,农业总产值、林业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资源承载能力和农业科技投资能力发展较好,增长态势明显。2010至2014年,它们分别增长了78.30%、55.08%、99.58%、100.94%、65.79%和74.14%。人均粮食产量、农业集约化程度、农业中间消耗生产率、农业机械总动力、教育文化投资率和恩格尔系数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长缓慢,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2%、5.48%、8.75%、7.48%、4.78%和6.09%,且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机械化总动力还出现波动性;农用土地产出率和农村贫困率出现波动性下降,呈不可持续性。莲花县可持续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度都处于较好的状态,均处于不断增长态势。与十一五末年（2010年）相比,2014年,莲花县可持续发展水平为137.19%,年均增长率达8.22%;可持续发展能力为128.71%,年均增长率为6.51%;可持续发展度为131.75%,年均增长率为7.14%。可持续发展水平要高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度后劲需进一步加强。（4）本研究探讨了莲花县的自然条件和农业发展现状,同运用SWOT分析法对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给出定量综合评价结果,为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结果为:（1）莲花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度适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植被覆盖率高,特别是全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业小气候资源丰富,适宜绿色山地蔬菜、各类特色水果、优质茶叶等多种作物生长;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使得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农业生产模式、经营方式等取得创新性发展等都对莲花县农业持续发展起着强劲的拉动作用。（2）发展势头良好的莲产业;逐渐显现的区位优势;快速崛起的农业合作社;积极、宽松的农业发展政策环境等为莲花县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3）劣势与挑战:基础设施薄弱;耕地资源稀缺并持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压力大;农业灾害频发;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较低;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弱化;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带动能力差等因素对现代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负面影响大。综上所述,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能力、发展度都处于不断整长态势,这主要还要归功于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的优势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阻碍发展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发展对策: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让透支的资源休养生息;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立足本地特色,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建立防灾减灾长效工作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技能教育普及;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农业产品品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施富民工程,增强农民持续增收能力;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进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立健全有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等。
宁爱凤[10]（2015）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以宁波为例》文中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波市各区、县城市化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地区差异也很明显。城市化将是宁波市未来一段时间的主题。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户已经成为广大农村投资、经营与生产等经济活动的主体和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土地利用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息息相关。在未利用地已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按照资源开发模型的思路,土地将不可能继续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在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如何利用土地,其形成机理如何,采取什么政策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论文在人地关系理论、土地利用基本竞争理论、耕地可持续利用理论、地域分异理论、农户经济理论和扎根理论等的指导下,采取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范式,系统探讨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演变规律,发现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1）城市化阶段与农业生产分析。对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承包、流转和农业补贴制度）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该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生产要素变化明显;技术效率较高并是农业生产率改善的主要原因;规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农户及其农业生产分析。通过调查问卷、SPSS软件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原理对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土地利用行为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以45-70岁为主;乡村职业结构具有城市化烙印;小农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并重;土地由零散向大户集中,土地规模兼并不明显;土地流转单价较高;土地利用结构分异。（3）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质性分析。基于扎根理论围绕土地利用行为对农户进行访谈,并且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质性分析,通过编码、概念化和范畴化,分别找出散户和种田大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共性与个性。（4）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化结构化分析。围绕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共性与个性,建构了以机械化、规模化、都市农业化和农业兼业及非农化为主线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迁内在逻辑图。（5）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政策创新方向。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迁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土地流转度的把握、种田大户等经营主体土地流转行为的规制将是土地流转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创新的主要内容。研究结论表明:（1）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迁具有城市化烙印。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由温饱——增加收入（非农兼业）——经济或社会功能转变。务农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工资的倒逼机制导致资本代替劳动力等物质投入,"物质投入的商品化"是一种趋势。（2）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差异性。散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为:规模小、绿色生产和租用机械化。合作社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为:单个农户规模小,合作社规模经济;以都市农业生产为核心,小型机械化/大型机械化为核心;有一定的质量控制体系。种田大户土地利用行为表现为:有一定的规模;商品粮生产主体;具有农业生产机械化;雇佣劳动力。（3）散户土地利用行为以实现社会功能为主。城市化进程中,非农就业机会大增,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土地的经济价值减小,经济功能减弱,但社会功能增强。土地可以提供新鲜、生态的农副产品,可以用来锻炼身体等。（4）种田大户已成为粮食生产主体,制度刺激是种田大户存在的主要原因。农业具有高风险、劳动强度大特点,在种粮比较利益低的情况下,种田大户粮食生产内在动力不足,种粮大户存在的原因来自制度刺激。第一,由于非农业工资大于农业工资,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工资的倒逼机制导致资本代替劳动力,农机补贴的实施,促进了种田大户机械的采用,提高了机械化率,降低了规模种植的劳动强度;第三,农业税的减免、科技支撑和农业补贴（良种、粮价等）促进了良种采用,提高了产量,增加了生产收益。（5）城市化推动农业向都市农业发展,合作社农户是都市农业主体。都市农业的市场、专业、高效、外向的特征,宁波作为沿海开放的城市,具有都市农业发展需要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城市化和1小时交通圈（村村通）是都市农业实现的根本保障。城市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外来人口增多,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现代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构成了都市农业的需求;1小时交通圈的建设,使以蔬菜、水果种植的都市农业得以出现。（6）土地流转是规模生产面临的主要阻碍,土地减少是土地流转困难的根本原因。种田大户都有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愿望,但实践中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经常遭遇土地流转困难的瓶颈,致种田大户种植规模被动缩小或难以扩大,这两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或担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的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是宁波农田减少的主要原因。平原（水乡）和城镇郊区对土地流转不满意的原因主要由于城市化中道路建设使土地越来越少,山区、半山区与海岛土地流转困难除土地减少外,还有土地细碎化。
二、浙江农民种植粮油作物今年免交农业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农民种植粮油作物今年免交农业税（论文提纲范文）
（1）账本里的世界：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基础史料 |
| 五、文章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剪子湾村及账本概况 |
| 一、剪子湾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二、账本资料概况 |
| 三、账本的创造者:会计 |
| 第二章 剪子湾村的经济活动 |
| 一、村庄的主业 |
| 二、村庄的“富业” |
| 三、畜牧业 |
| 四、劳动生产率 |
| 第三章 生产的转移:征税与征购 |
| 一、显性的转移:农业税与工商税 |
| 二、隐性的转移:征购与价格差 |
| 第四章 农民劳动产品的分配 |
| 一、分配依据:工分制 |
| 二、口粮与现金分配 |
| 第五章 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保障 |
| 一、村民的生活条件 |
| 二、乡村社会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农业补贴政策对中国油菜籽生产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油菜籽生产状况研究 |
| 1.2.2 油菜籽生产的补贴政策研究 |
| 1.2.3 相关农产品的补贴政策研究 |
| 1.2.4 油菜籽生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总体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补贴 |
| 2.1.2 油菜籽主产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
| 2.2.2 农业补贴的经济效应 |
| 3.中国油菜籽生产情况概述 |
| 3.1 中国油菜籽生产时间变化情况 |
| 3.2 中国油菜籽生产空间变化情况 |
| 3.2.1 油菜籽单产量空间变化 |
| 3.2.2 油菜籽种植面积空间变化 |
| 3.2.3 油菜籽年均总产量空间变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相关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及调整情况概述 |
| 4.1 “三项补贴”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 |
| 4.2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
| 4.3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
| 4.4 临时收储政策 |
| 4.5 本章小结 |
| 5.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对油菜籽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生产投入类补贴对油菜籽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1.2 模型设计 |
| 5.1.3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5.2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油菜籽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介绍 |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2.3 模型设计 |
| 5.2.4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中国油菜籽主产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6.1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介绍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油菜籽生产情况 |
| 7.1.2 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情况 |
| 7.1.3 主要补贴政策对油菜籽生产的影响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乡镇权力的研究 |
| 1.2.2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的研究 |
| 1.2.3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背景的研究 |
| 1.2.4 关于乡镇政府行为逻辑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涉及理论与核心概念 |
| 1.4.1 理性选择理论 |
| 1.4.2 核心概念 |
| 1.5 个案选取及研究方法 |
| 2 历史与现状:乡镇权力的历史变迁 |
| 2.1 中国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1 乡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2 镇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2 沙镇“镇治”的历史沿革 |
| 2.3 沙镇的权力与科层体制 |
| 3 乡镇权力运作之一:与县域主体的互动 |
| 3.1 与县委、县政府的互动 |
| 3.2 与县财政局的互动 |
| 4 乡镇权力运作之二:与镇域主体的互动 |
| 4.1 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互动 |
| 4.2 与镇域乡镇企业的互动 |
| 5 乡镇权力运作之三:与村域主体的互动 |
| 5.1 与村两委的互动 |
| 5.2 与村域社会精英的互动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适应性治理 |
| 6.2 对话与讨论 |
| 6.3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件二 主要访谈对象一览表 |
（6）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道德变迁视角下的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自治县柳方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二、社会转型与道德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
| 三、移民视角下的裕固族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四、本文的架构 |
| 第四节 田野点概述及资料收集过程 |
| 一、田野点概述 |
| 二、资料收集情况 |
| 第二章 裕固族移民搬迁与发展转型 |
| 第一节 国家反贫困视野中的裕固族移民搬迁 |
| 一、国家层面的“异地搬迁扶贫” |
|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移民村 |
| 三、发展话语构建：LH乡裕固族的移民动员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的生计变迁 |
| 一、移民前的生计方式：定居牧业 |
| 二、移民初期的生计方式：传统农作物的种植 |
| 三、订单农业后的生计方式：多元生计 |
| 第三节 裕固族移民发展理念的转型及家庭收入差距的出现 |
| 一、移民之前的发展理念：生存性发展理念 |
| 二、移民初期的发展理念：生存性发展理念 |
| 三、订单农业引进后的发展理念：投资性发展理念 |
| 四、移民社区家庭收入差距的出现 |
| 第三章 裕固族移民家庭转型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家庭结构的转型 |
| 一、牧业生活时的家庭结构及规模 |
| 二、移民社区的家庭类型及规模 |
| 三、移民社区的家庭结构演变的趋势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一、牧业时期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男主女辅 |
| 二、移民社区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分工合作 |
| 三、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变迁：分工更加明确 |
| 第三节 裕固族移民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一、牧业生活时期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 |
| 二、移民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 |
| 三、移民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四、未来孝道受到的可能冲击 |
| 第四节 裕固族移民兄弟姐妹关系中的道德的变迁 |
| 一、牧业时期兄弟姐妹关系中的道德：礼仪性互动与父母赡养 |
| 二、移民社区兄弟姐妹关系中的道德：互助及共同赡养父母 |
| 三、老家与移民社区兄弟姐妹互动中的道德：礼仪性互动与父母赡养 |
| 四、兄弟姐妹互动关系的边界：经济利益 |
| 第四章 裕固族移民邻里关系的转型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邻里日常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一、邻里关系居住格局的变迁：分散居住-比邻而居 |
| 二、邻里日常人际关系性质的转型：村民关系-邻里关系 |
| 三、邻里日常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人情性互动-工具性互动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邻里关系的组织化：方田的形成及其运行 |
| 一、新的生活需要方田和井长 |
| 二、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井长 |
| 三、井长的产生：从推选到抓阄 |
| 四、方田制度：先定政策后执行 |
| 五、监督井长：井灌小组 |
| 第三节 方田的功能及整体性伦理观 |
| 一、方田的功能 |
| 二、方田组织伦理：整体利益至上 |
| 三、被疏远的斤斤计较者：对违背方田整体利益者的惩罚 |
| 第五章 裕固族移民社区基层组织的转型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村村委会职责转型的背景：项目制 |
| 一、对户帮扶与移民社区生成 |
| 二、政策项目与社区建设 |
| 三、生活适应与生计发展项目 |
| 四、项目支持与社区发展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村村委会职责的转型 |
| 一、移民前村委会的主要职责 |
| 二、订单农业之前村委会的责任：移民生活适应及脱贫 |
| 三、订单农业后的村委会的主要责任：争取项目为主 |
| 第三节 裕固族社区公共道德的变迁 |
| 一、移民过程中项目分配道德：人情伦理 |
| 二、移民初期项目分配道德：机会均等的公平观 |
| 三、订单农业后项目分道德：工具性的公平观 |
| 第六章 家庭、方田、社区互动中的利益与道德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项目竞争人情伦理 |
| 一、移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地少了 |
| 二、柳方村打井开地申请的多次尝试 |
| 三、养殖小区一期项目的报名与分配 |
| 四、养殖小区一期项目分配中的“关系”运作 |
| 第二节 小群体项目争取中的人情伦理、方田组织伦理、社区公平观 |
| 一、五户人家的林带 |
| 二、林带中的利益：耕地 |
| 三、管道铺设过程：小群体的行动 |
| 四、林地管道铺设中的利益与人情伦理、方田组织伦理、社区公平观 |
| 第三节 小群体维权实践中的法律、人情伦理及社区道德 |
| 一、老家草场承包权问题的来源：从鸡肋到资金补贴 |
| 二、移民争夺草场承包权的实践 |
| 三、移民维权行动中的法律、人情伦理及社区道德 |
| 第七章 结论及讨论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 |
| 一、移民社区的发展转型 |
| 二、移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型 |
| 三、邻里关系的转型 |
| 四、基层社区组织转型 |
| 五、家庭、方田、社区互动机制的转型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的道德变迁 |
| 一、发展理念转型：“生存性发展理念-投资性发展理念” |
| 二、移民家庭道德的变迁 |
| 三、邻里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四、移民社区公共道德的变迁：工具性公平观念的生成 |
| 五、移民社区道德变迁的趋势：“人情性道德规范——工具性道德规范” |
| 第三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与道德变迁的主导机制 |
| 一、发展转型与社会转型 |
| 二、利益主导与道德变迁 |
| 三、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 |
| 第四节 讨论：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性质 |
| 一、“差序格局”范式的再应用：从人伦主导到利益主导 |
| 二、个体联结纽带的复杂性：利益与道德互构 |
| 三、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多元属性：“混合性差序场” |
| 第五节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主要内容及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对象一栏表 |
| 附录(三) 移民社区村貌及居住格局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
| 1.5 研究地点 |
| 第二章 国际农业政治的表现及其影响 |
| 2.1 美苏争霸中的农业政治 |
| 2.2 绿色革命的政治意蕴 |
| 2.3 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 |
| 2.4 食物主权运动与新农业政治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国内农业政策浅析 |
| 3.1 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 |
| 3.2 以经济为中心的农业政策话语体系 |
| 3.3 对国际农业政治的应对分析 |
| 3.4 政策偏向:谁可以得到什么?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分田与承包: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 |
| 4.1 李村土地的分布与分配 |
| 4.2 土地均分与家庭周期变动 |
| 4.3 土地承包的政治生态分析 |
| 4.4 耕者均田的七队与"失去土地"的八队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集体与个体:农田水利进退中的政治困境 |
| 5.1 不同政治时代李村的农田水利组织方式 |
| 5.2 集体投资、个体经营:当前水利灌溉的一种组织形式 |
| 5.3 集体灌溉的衰退与个体灌溉的兴起 |
| 5.4 灌溉用水"被挤压"及村民的反应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李子种植:政府主导的市场嵌入及其影响 |
| 6.1 政府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 |
| 6.2 市场导向的李子生产与销售 |
| 6.3 市场与规模化问题 |
| 6.4 市场嵌入社会 |
| 6.5 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及其影响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双重挤压: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存空间的嬗变 |
| 7.1 农民为什么放弃种植小麦? |
| 7.2 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挤压 |
| 7.3 高涨的货币化需求 |
| 7.4 货币化需求被激发的政治过程 |
| 7.5 作为生活空间的农业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打工与种地:农业家庭分工中的性别政治 |
| 8.1 李村农业家庭流动与留守情况 |
| 8.2 "男工女耕"中的性别政治 |
| 8.3 留守丈夫视角下的性别政治 |
| 8.4 不同性别留守老人对夫妻外出决策的影响 |
| 8.5 农业女性化了吗? |
| 8.6 小结 |
|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 |
| 9.1 农业的政治过程与农业变迁 |
| 9.2 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 |
| 9.3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
| 9.4 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
| 9.5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人简介 |
| 附录二:历年"一号文件"关键词频统计结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
| 2.1 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1 提出 |
| 2.1.2 概念 |
| 2.1.3 特征 |
| 2.2 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 |
| 2.3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 |
| 2.3.1 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
| 2.3.2 美国“低投入可持续农业”与“高效率可持续农业” |
| 2.3.3 日本“环保型可持续农业” |
| 2.3.4 德国“综合型可持续农业” |
| 2.3.5 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农业 |
| 2.4 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
| 2.4.1 国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2.4.2 国内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
| 第3章 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就 |
| 3.1 莲花县自然条件 |
| 3.1.1 区域位置 |
| 3.1.2 地形地貌 |
| 3.1.3 土壤植被 |
| 3.1.4 气候 |
| 3.1.5 水文 |
| 3.2 莲花县农业发展历程 |
| 3.2.1 传统农业主导期(1949 年以前) |
| 3.2.2 农业发展转型期(1949-1977 年) |
| 3.2.3 现代农业发展初期(1978-1991 年) |
| 3.2.4 现代农业发展中期(1992-2005 年) |
| 3.2.5 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2006 年-) |
| 3.2.6 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
| 3.3 莲花县农业发展成就 |
| 3.3.1 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 |
| 3.3.2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
| 3.3.3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3.3.4 机械化水平提高 |
| 3.3.5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
| 3.3.6 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 |
| 3.3.7 休闲旅游农业提升发展 |
| 3.3.8 生态建设稳步推进 |
| 3.3.9 农业科技培训力度加大 |
| 3.3.10 农业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
| 3.4 小结 |
| 第4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和技术 |
| 4.1 山地立体农业模式与技术 |
| 4.1.1 莲花县山地立体农业布局 |
| 4.1.2 莲花县立体农业经营实例 |
| 4.2 水体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 |
| 4.2.1 莲田生态系统 |
| 4.2.2 稻田生态系统 |
| 4.3 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3.1 生猪产业主导的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3.2 其他畜禽产业的农-林-牧复合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4 生态高值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4.1 绿色水稻农业模式 |
| 4.4.2 无公害蔬菜农业模式 |
| 4.4.3 高产油菜农业模式 |
| 4.4.4 优质茶叶农业模式 |
| 4.4.5 优质莲产业农业模式 |
| 4.5 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模式与技术 |
| 4.5.1 以莲为媒的生态休闲农业 |
| 4.5.2 其他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
| 4.6 小结 |
| 第5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
| 5.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定量评价的内涵 |
| 5.1.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 5.1.3 莲花县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 |
| 5.1.4 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的结构 |
| 5.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2 评价指标体系 |
| 5.2.3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
| 5.2.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3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定量评价 |
| 5.3.1 单项指标描述评价模型 |
| 5.3.2 综合评价模型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 |
| 6.1 优势(Strengths) |
| 6.1.1 农业气候资源丰富 |
| 6.1.2 生态环境优美 |
| 6.1.3 农业主导产业突出 |
| 6.1.4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方面有较大突破 |
| 6.1.5 体制机制创新性发展 |
| 6.2 劣势(Weaknesses) |
| 6.2.1 基础设施薄弱 |
| 6.2.2 资源锐减 |
| 6.2.3 生态环境恶化 |
| 6.2.4 环境破坏 |
| 6.2.5 农业灾害频发 |
| 6.3 机遇(Opportunities) |
| 6.3.1 发展势头良好的莲产业 |
| 6.3.2 逐渐显现的区位优势 |
| 6.3.3 快速崛起的农业合作社 |
| 6.3.4 优越的创业环境 |
| 6.3.5 积极的农业发展政策环境 |
| 6.4 挑战(Threats) |
| 6.4.1 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较低 |
| 6.4.2 重视不够,资金贫乏 |
| 6.4.3 人才匮乏,技术落后 |
| 6.4.4 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不足 |
| 6.5 小结 |
| 第7章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与措施 |
| 7.1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
| 7.2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
| 7.2.1 人口战略 |
| 7.2.2 资源战略 |
| 7.2.3 环境战略 |
| 7.2.4 科技战略 |
| 7.2.5 法制战略 |
| 7.3 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
| 7.3.1 拓展产业链条,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
| 7.3.2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现代农业 |
| 7.3.3 建立防灾减灾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技能教育 |
| 7.3.4 增加扶持政策,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 |
| 7.3.5 扩大农业宣传,培育农业商品品牌 |
| 7.3.6 建立农业基金,增加财政资金支持 |
| 7.3.7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整体生产能力 |
| 7.3.8 实施富民工程,增强农民持续增收能力 |
| 7.3.9 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进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
| 7.3.10 推进制度建设进程,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以宁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效应研究 |
| 2.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方法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农户 |
| 3.1.2 土地利用 |
| 3.1.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人地关系理论 |
| 3.2.2 土地利用基本竞争理论 |
| 3.2.3 地域分异理论 |
| 3.2.4 农户经济理论 |
| 3.2.5 扎根理论 |
| 3.3 分析框架 |
| 第4章 宁波城市化发展与农业生产 |
| 4.1 宁波城市化发展 |
| 4.1.1 宁波城市化发展阶段 |
| 4.1.2 宁波城市化阶段特征 |
| 4.1.3 城市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特征 |
| 4.2 宁波农业发展政策变迁 |
| 4.2.1 "离土不离乡"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政策 |
| 4.2.2 "内向走向外向型"经济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政策 |
| 4.2.3 "农工一体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政策 |
| 4.3 宁波市农业生产发展 |
| 4.3.1 粮食产量变化 |
| 4.3.2 农业产值变化 |
| 4.3.3 农业劳动力变化 |
| 4.3.4 农地投入变化 |
| 4.3.5 农业土地利用情况 |
| 4.4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趋势 |
| 4.4.1 农业生产要素变化明显 |
| 4.4.2 规模效率有很大提升空间 |
| 4.4.3 农业生产率波动上升 |
| 4.4.4 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 |
| 第5章 宁波市农户与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
| 5.1 调查对象分布 |
| 5.1.1 调查区域总体情况 |
| 5.1.2 调查点分布 |
| 5.2 农户基本情况 |
| 5.2.1 家庭结构深受城市化影响 |
| 5.2.2 调查样本人口年龄状况 |
| 5.2.3 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 |
| 5.2.4 乡村职业结构状况 |
| 5.2.5 农村收入阶层划分 |
| 5.3 农户土地利用情况 |
| 5.3.1 小农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并存 |
| 5.3.2 土地由零散向大户集中 |
| 5.3.3 土地流转单价较高 |
| 5.3.4 土地利用结构分异 |
| 第6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调查 |
| 6.1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6.1.1 访谈对象分布 |
| 6.1.2 访谈对象 |
| 6.1.3 访谈内容 |
| 6.2 访谈实录与编码 |
| 6.2.1 一般农户访谈实录与编码 |
| 6.2.2 种田大户访谈实录与编码 |
| 6.3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共同特征 |
| 6.3.1 农业在农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逐渐减少 |
| 6.3.2 农业生产从单一粮棉生产→多元化经营→专门化与多元化结合 |
| 6.3.3 农户物质投入变化趋势相同 |
| 6.4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分异 |
| 6.4.1 一般农户土地利用异化 |
| 6.4.2 种田大户土地利用分异 |
| 第7章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化机理 |
| 7.1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内在逻辑 |
| 7.1.1 制度变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 |
| 7.1.2 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1.3 社会原因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1.4 劳动力价格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1.5 农产品市场与农户土地利用变化 |
| 7.2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结构化分析 |
| 7.2.1 1980年代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化 |
| 7.2.2 1990年代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化 |
| 7.2.3 2000年代农户土地利用结构化 |
| 7.3 未来农业的发展 |
| 第8章 激励农户高效利用土地的制度创新 |
| 8.1 进行土地确权,尊重农民的种地需求 |
| 8.2 尊重农民土地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土地流转 |
| 8.3 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 |
| 8.3.1 流转前风险防范:建立项目信息公开和评价制度 |
| 8.3.2 流转中风险防范: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
| 8.3.3 流转后风险防范:建立和完善项目实施的社会监督机制 |
| 8.4 发展农业服务平台,提高农业服务能力 |
| 8.4.1 农业生产前服务平台建设 |
| 8.4.2 农业生产中服务平台建设 |
| 8.5 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打造效益效率兼顾农业 |
| 8.5.1 发展"合作社+农户"模式,提高农户土地利用效益 |
| 8.5.2 发展"公司+农户"模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
| 8.5.3 进行农超有效对接,解决农户生产和市场的矛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四、浙江农民种植粮油作物今年免交农业税（论文参考文献）
- [1]账本里的世界：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D]. 孟露露. 山西大学, 2021(12)
- [2]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4]农业补贴政策对中国油菜籽生产影响的研究[D]. 熊勇杰.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5]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D]. 李元洪.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6]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道德变迁视角下的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自治县柳方村为例[D]. 黄超. 兰州大学, 2018(10)
- [8]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D]. 付会洋. 中国农业大学, 2017(08)
- [9]江西省莲花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赵梅. 江西农业大学, 2016(05)
- [10]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以宁波为例[D]. 宁爱凤.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