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毒性肝炎与HCC关系的临床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林叶昕,陈科,安方梅,王云飞,吴雄波,占强,张国强[1]（2021）在《肝细胞癌患者脂代谢异常分析及脂肪酸结合蛋白的表达意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第4大、我国第2大癌症致死病因。随着人群代谢综合征（MS）发病率增高, MS与HCC的相关性逐渐被认识。MS在肝脏中表现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以下简称脂肪肝）。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脂肪肝的发展与HCC的发生密切相关, 脂质代谢在其中起到关键的调控作用, 而脂质代谢又受脂肪酸结合蛋白（FABP）的调控, 本研究详细分析HCC中脂代谢情况及关键FABP的表达情况及意义。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首次诊断为原发性HCC患者资料, 将数据根据病因分为两组, 即病毒性肝炎相关HCC组和非病毒性肝炎相关HCC组, 用t检验及卡方检验分析MS相关因素与HCC的关系;免疫组织化学分别检测癌及癌旁组织中FABP1、FABP4、FABP5表达量, 免疫荧光法检测合并脂肪肝HCC组织中FABP1、FABP4及FABP5的表达量, 最后详细分析以上FABPs在不同临床病理特征HCC患者中的表达特点。结果病毒性肝炎相关性HCC组与非病毒性肝炎相关HCC组间, 脂质代谢异常率及MS相关因素异常数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ABP1、FABP4、FABP5在HCC组织中表达低于对应癌旁组织, 对比单纯HCC, 伴脂肪变性HCC组织内FABP1、FABP4、FABP5增高, FABP的表达和患者临床特征密切相关。结论脂代谢异常与非病毒性肝炎相关HCC密切相关, 脂代谢调控蛋白FABP1、FABP4、FABP5的表达在HCC组织中表达下调, 但在伴脂肪肝HCC中表达上升。提示临床中应重视MS特别是血脂异常与HCC的关系而进行早期干预, FABP1、FABP4、FABP5可能调控HCC的发生和发展。
李昌旭[2]（2021）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收集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症状、检验结果、影像结果等指标,寻找微血管侵犯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公式,预测术前微血管侵犯阳性的风险。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外二科收治的肝细胞癌患者临床资料,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最终入组219例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根据选取的临床症状、检验指标、影像指标中的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自变量是微血管侵犯的“可疑危险因素”,再将“可疑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自变量即为微血管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公式。使用ROC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鉴别模型公式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经ROC曲线分析,该变量临界值为2.32时,微血管侵犯具有最佳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以2.32将该变量转化为二分类变量。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10年且期间未接受规范化抗病毒治疗（OR=3.447,95%CI:1.045-11.368,P=0.042）、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10 年且期间接受规范化抗病毒治疗（OR=4.450,95%CI:1.194-16.579,P=0.026）、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1 0年且期间未接受规范化抗病毒治疗（OR=7.855,95%CI:2.497-24.714,P<0.001）;甲胎蛋白>400ng/ml（OR=2.563,95%CI:1.128-5.823,P<0.00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大于2.32（OR=5.181,95%CI:2.466-10.887,P<0.001）;肿瘤最大直径在 5cm 和 10cm 之间（OR=4.379,95%CI:1.909-10.044,P<0.001）、肿瘤最大直径>10cm（OR=10.963,95%CI:3.458-34.753,P<0.001）;肿瘤周围异常强化（OR=4.704,95%CI:2.203-10.045,P<0.001）是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公式。ROC曲线对模型公式进行区分度检验,结果较好（AUC=0.885,敏感度为87.72%,特异度为79.05%）,Hosmer-Lemeshow检验对模型公式进行校准度检验,χ2=8.184,P=0.416,实测值和期望值拟合优度好,无统计学差异。结论: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及治疗情况、甲胎蛋白、肿瘤周围异常强化、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肿瘤最大直径是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上述危险因素建立模型预测公式。基于模型公式计算出的概率数值并结合其他肝功能指标制定个体化的手术切除方案。
张景媛[3]（2021）在《基于生物信息学的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病毒性肝炎的慢性感染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肝硬化、肝癌的发生。在临床疾病的诊疗过程中,慢性乙（丙）型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是常见的疾病发展转化规律。这种疾病发展转化规律可视为典型的“炎癌转化”过程。茵陈蒿汤出自东汉张仲景所着的《伤寒论》,由茵陈、栀子、大黄组成,是中医治疗湿热黄疸的主方。茵栀黄颗粒是以茵陈蒿汤为基础方,经组方加减制成的现代药物剂型。该组方由茵陈、栀子、黄芩和金银花4味中药提取物所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退黄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茵陈蒿汤对肝胆具有显着的保护作用,还具有抑制肝纤维化和抗肿瘤的作用。由于中药组方成分复杂,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具体的作用机制难以阐释清楚。从网络的角度分析茵陈蒿汤作用的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协同作用,有助于为进一步开展茵陈蒿汤的基础实验研究以及对茵栀黄颗粒应用范围拓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和借鉴。由此可见,应用整合生物信息学方法研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关键基因和作用机制,以及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机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及临床价值。研究目的本研究应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旨在分析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关键基因和作用机制。从网络的角度全面地分析茵陈蒿汤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协同作用,希冀为进一步开展茵陈蒿汤的基础实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此外,本研究基于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希冀为茵栀黄颗粒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作用机制进行预测,为进一步拓展药物的应用范围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方法1.生物信息学分析在GEO数据库中获取符合筛选要求的基因芯片数据集,使用limma包对筛选的基因芯片数据集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得到差异表达基因相关数据。使用STRING数据库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蛋白互作分析,得到相关联的蛋白信息,在Cytoscape软件中构建蛋白互作网络。Cytoscape软件中的MCODE插件可以在庞大的基因网络中进行聚类构建功能模块。对关键的差异表达基因进行GO和KEGG富集分析,获取差异基因在多个层面中的功能注释。此外,使用KM plotter、GEPIA等数据网站对分析得到的关键差异表达基因进行生存分析、表达水平分析、关联性分析等。2.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分析通过检索数据库收集有关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相关化学成分的研究文献,将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的化学成分导入PubChem数据库,获得中药化学成分简化分子线性输入规范信息（SMILES）,将其导入SuperPred、SwissTargetPrediction等数据库中获取化合物的已知或预测靶点。将以上数据在Cytoscape中进行Merge合并,获得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潜在靶点。将潜在靶点在STRING数据库中进一步分析,获取潜在靶点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关系,构建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MCODE、CytoHubba等插件可以用于对潜在靶点的蛋白互作网络进行模块分析。此外,使用DAVID数据库对关键的潜在靶点进行GO和KEGG富集分析。使用Autodock软件对关键的潜在靶点进行分子对接验证。从PubChem数据库下载小分子药物的化学结构,转变为mo12格式文件,添加电荷后,保存为pdbqt文件。在PDB数据库中进行蛋白构象筛选并下载pdb格式的文件,删除水分子,分离原配体小分子等,并进行加氢、加电荷等操作。之后确定活性口袋的位置。PDB数据库里包括实验确定的生物大分子（蛋白质,DNA,RNA）的原子级三维结构。Autodock Vina被应用于对配体和受体进行对接运算。根据在Autodock软件操作中确定的Grid Box坐标与盒子大小进行分析运算,根据结合自由能对成分进行筛选排序。最后,在Pymol软件中对对接得到的受体——配体复合物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1.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在乙型肝炎炎癌转化作用机制的研究中,通过基因表达谱GEO数据集和TCGA数据的综合分析,筛选得到了乙型肝炎炎癌转化的22个重叠差异表达基因。对22个重叠的差异基因进行GO和KEGG富集分析。GO条目显示重叠差异基因富集在细胞分裂、有丝分裂姐妹染色单体分离和细胞核条目上。KEGG通路富集结果显示,重叠的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通路和细胞周期通路。该研究鉴定了 5个关键基因（CDK1,MAD2L1,CCNA2,PTTG1,NEK2）。此外,构建了由 PTTG1、MAD2L1、RRM2、TPX2、CDK1、NEK2、DEPDC1和ZWINT组成的预后基因标记,它们在预测总生存期方面表现良好。在丙型肝炎炎癌转化作用机制的研究中,通过基因表达谱GEO数据集筛选出1个丙型肝炎相关肝硬化和丙型肝炎相关肝细胞癌基因表达谱芯片数据集。整合分析发现6个与肝细胞癌发病机制及预后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CCNA2、CCNB1、CCNB2、CDC20、CDK1、TOP2A。6个关键基因与肝细胞癌患者生存时间呈负相关,核心基因之间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关键模块中差异基因的GO条目显示,在生物过程中主要富集在染色体分离等条目上,在分子功能中主要富集在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活性等条目上,在细胞成分上主要富集在纺锤体等条目上。KEGG通路结果显示,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细胞周期、孕酮介导的卵母细胞成熟、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细胞衰老等通路上。2.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分析结果在茵陈蒿汤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中,通过TCMSP检索得到茵陈蒿汤中44个有效成分。将有效成分对应的SMILES值导入Superpred和SwissTargetPrediction数据库中预测得到510个靶点。使用Cytoscape进行网络构建,结果发现茵陈蒿汤在抑制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过程中,存在共同靶点MMP2。茵陈蒿汤在干预乙型肝炎及其炎癌转化过程中,CDK1和TOP2A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茵陈蒿汤抑制乙型肝炎炎癌转化和丙型肝炎肝硬化转化至肝细胞癌的过程中,AURKA、CCNB2、CCNB1、CDK1、TOP2A可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KEGG通路富集显示,模块1、2和4关键基因主要富集在了孕酮介导的卵母细胞成熟通路、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通路、p53信号通路等上。而模块3的关键基因富集在JAK-STAT信号通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抗性通路、丙型肝炎通路等上。这可能与模块3的数据来源为疾病数据库有关,说明我们的研究在数据来源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茵栀黄颗粒治疗乙型肝炎机制研究中,茵栀黄颗粒的化合物从中国知网和PubMed数据库中获得,通过搜索Superpred、SwissTargetPrediction数据库预测化合物对应的靶点。乙型肝炎病毒的靶点数据来自TTD、PharmGKB和DisGeNET数据库。对上述数据使用Cytoscape 3.7.1进行可视化分析。生物网络确定了 13个潜在靶点。分子对接验证结果表明,CDK6、CDK2、TP53和BRCA1可能与乙肝治疗密切相关。此外,GO和KEGG分析表明,茵栀黄颗粒治疗乙型肝炎可能与转录的正调节、基因表达的正调节、乙型肝炎通路和病毒致癌通路有关。在茵栀黄颗粒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中,首先在中国知网和PubMed中搜索茵栀黄颗粒的成分,然后通过搜索Superpred、SwissTargetPrediction数据库预测化合物及其对应的靶点。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的差异基因从TTD、PharmGKB及GEO数据库中获得。使用Cytoscape构建化合物——预测靶点网路和关键模块网络。研究结果发现茵栀黄颗粒在治疗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中存在共同的靶点MMP2;茵栀黄颗粒抑制乙型肝炎及其炎癌转化以及丙型肝炎肝硬化转化至肝细胞癌过程中,CDK1和TOP2A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KEGG通路富集显示,模块1、2和4关键基因主要富集在了孕酮介导的卵母细胞成熟通路和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通路上。研究结论本研究综合运用网络药理学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在系统层面揭示了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的化学成分、作用靶点和信号通路。初步阐释了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乙（丙）型肝炎导致的肝脏炎癌转化作用机制可能与协同调控多个关键靶点和通路有关。本研究可为中药治疗肝脏炎癌转化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线索和思路,为进一步开展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肝脏炎癌转化基础实验研究以及促进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在临床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石慧娟,袁博,孙荣青,杜玉明[4]（2021）在《基于TCGA数据库分析CENPA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基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分析着丝粒蛋白A（CENPA）基因在肝细胞肝癌（HCC）中的表达情况以及临床意义。方法从TCGA数据库中通过筛选得到240例HCC患者和50例癌旁组织样本完整的临床病理及生存资料,评价CENPA基因在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根据CENPA基因中位表达水平将其分为低表达组（119例）和高表达组（121例）,分析CENPA基因表达水平与HC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及CENPA基因表达水平、临床病理特征与HCC预后的相关性。结果与癌旁组织相比,CENPA基因在HCC癌组织中表达水平较高（P<0.05）。HCC癌组织中CENPA基因表达水平与HCC患者的性别、肿瘤病理学分级、血清AFP水平均相关（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癌症家族史、TNM分期Ⅲ～Ⅳ期以及CENPA基因高表达是影响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CENPA基因高表达与晚期肿瘤进展和不良预后显着相关,可以作为预测HCC患者临床结果的新型潜在生物标志物。
梅学鹏[5]（2021）在《探究SF、NLR、PLR鉴别诊断原发性肝癌和肝泡型包虫病的临床应用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SF、NLR、PLR三项指标在鉴别原发性肝癌和肝泡型包虫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原发性肝癌及肝泡型包虫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外周血PLR、NLR和SF及相关指标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各指标使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方法分析SF、NLR、PLR与肝泡型包虫病和原发性肝癌的相关性。将多因素分析结果中有意义的指标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其在两种疾病中的鉴别效能,绘制校准曲线进行鉴别效能对比。最后,评价最优方案对AFP阴性PHC患者的诊断价值。结果:经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后,本研究共纳入患者324例,其中肝泡型包虫病患者13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188例（其中AFP阴性占45例,占23.93%）,男141例（43.5%）,女183例（56.5%）,年龄范围为777岁,平均（47.9±14.1）岁。通过单因素t检验分析肝泡型包虫病组和原发性肝癌组中各项指标的关系,结果显示SF、PLR、淋巴细胞、血小板、WBC、AST、ALT在二组中存在显着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PHC组SF、AST、ALT指标水平高于肝泡型包虫病组,HAE组PLR、淋巴细胞、血小板、WBC水平高于PHC组;通过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s分析结果表明,SF、PLR可作为鉴别PHC和HAE的独立指标（P<0.05）;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SF、PLR以及SF联合PLR在鉴别肝泡型包虫病组和原发性肝癌组的效能发现,SF的ROC曲线下面积为AUC=0.651（95%CI:0.5910.712,P<0.0001）、PLR的ROC曲线下面积为AUC=0.823（95%CI:0.7780.868,P<0.0001）、SF联合PLR的ROC曲线下面积为AUC=0.844（95%CI:0.8000.887,P<0.0001）,提示将二者指标联合能有效提升其两组疾病的鉴别效能。使用R语言绘制三个方案的校准曲线,SF联合PLR鉴别效用最佳;将AFP阴性肝癌患者纳入模型绘制ROC曲线进行验证评估,ROC曲线下面积为0.903,提示联合诊断方案对于AFP阴性原发性肝癌与肝泡型包虫病的鉴别有着良好的鉴别效能;综合对比三组鉴别方案,联合诊断方案为最优鉴别方案。结论:SF、PLR两个指标在鉴别诊断原发性肝癌和肝泡型包虫病两种疾病时存在意义,NLR无明显差异;两者联合可提高对两种疾病的鉴别效能。
陈小彬[6]（2021）在《系统免疫炎症指数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分析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确定SII的最佳最佳临界值,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对两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进行分析。采用log-rank用于比较两组生存时间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并计算HR及对应的95%CI。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纳入242例患者,其中男性96例,女性146例,年龄11.0～67.0（36.6±11.7）岁。Spearme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术后生存状态呈正相关（r=0.267,P<0.001）。应用ROC曲线确定术前SII的最佳临界值为758.92,将纳入肝泡型包虫患者分为低SII组（SII≤758.92）126例和高SII组（SII>758.92）116例。低SII组与高SII组肝泡型包虫患者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8.2%、88.47%、66.10%和90.80%、53.05%、27.40%,低SII组累积生存率>50%,平均生存时间为55.584个月（95%CI:53.550～57.617）;高SII组累积生存率<50%,平均生存时间为39.384个月（95%CI:35.070～43.698）,中位生存时间为43个月（95%CI:34.694～51.306）,低SII组肝泡型包虫病患者生存率明显优于高SII组,两组总体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979,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II>758.92是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HR=5.907,95%CI:3.386～10.306,P<0.05）;Cox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外周血SII是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总体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HR=3.507,95%CI:1.911～6.435,P<0.001）。结论:术前SII水平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有明确的相关性,可作为临床评估患者预后的指标,术前外周血SII越高,患者预后越差。
方娱[7]（2021）在《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过去的数十年中,肝脏疾病的数量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人类疾病和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疾病负担项目报告指出,仅在中国,肝脏疾病尤其是病毒性肝炎（以乙型病毒性肝炎为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已经影响了大约3亿人口。尽管随着现代医疗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但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及生活方式、营养方式的改变,肝脏疾病在全球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医疗负担及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面临着肝脏相关疾病带来的巨大压力及挑战。我国约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到不同形式的肝脏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庞大的肝病患者人群中,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病毒性肝炎在导致肝脏疾病的发生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很大一部分肝脏疾病患者,伴随着疾病的发展,最终不可避免的进展为肝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与肝癌相关的年死亡率显着增加,且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表观遗传学是研究在基因组DNA序列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和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科学,这种改变方式具备可逆性及可遗传性。包括DNA甲基化、RNA相关沉默和组蛋白修饰在内的表观遗传修饰系统可用于启动和维持表观遗传沉默。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模式,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等方式并最终改变染色质构象来调控特定基因的功能表达。人类基因组中CpG位点的甲基化由一系列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维持,在沉默转座子、抵抗病毒序列及抑制特定基因转录等方面扮演着不同的作用。第一部分:5-Aza-2’-deoxycytidine通过DNA去甲基化影响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细胞向Treg细胞的分化研究背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导致多种肝脏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全世界大约有6%的人口存在慢性的HBV病毒感染,这部分人群存在极高风险进展为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和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HBV慢性感染的患者常常伴随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T regulatory cells,Tregs）细胞比例增高,在慢性HBV感染进程中,Treg细胞对免疫耐受至关重要,其在调节免疫平衡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慢性HBV感染过程中,CD4+幼稚T淋巴细胞向Treg分化仍是人们需要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前期有研究报道,HBV感染可以诱导患者体内表观遗传修饰的改变。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等方式并最终改变染色质构象来调控基因表达。叉头型转录因子3（Forkhead box P3,Foxp3）作为Treg细胞分化的关键转录因子,也可发生甲基化修饰。研究表明,Foxp3基因上与Treg细胞分化密切相关的甲基化区域位于Treg特异性去甲基化区域（Treg-specific demethylated region,TSDR）。但是在慢性HBV感染进程中,影响Treg细胞Foxp3基因甲基化修饰,对Treg细胞的分化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仍不清晰,而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5-Aza-2’-deoxycytidine这一广泛应用于临床及实验室的甲基化抑制剂,处理来自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细胞肝癌等不同阶段的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淋巴细胞,进一步进行细胞培养,使用TGF-β1、IL-2等细胞因子刺激CD4+幼稚T淋巴细胞分化。培养四天后收集细胞,通过采用DNA甲基转移酶活性测定检测DNMTs活性改变,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细胞分化情况,并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技术检测 Foxp3、DNMTs、PD-1 mRNA 的表达改变,以探讨体外环境下甲基化状态改变对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Treg细胞分化的潜在影响。研究方法1.本研究纳入自2018年6月-2018年12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病科住院的51例CHB患者,47例LC患者,40例HCC患者与17例正常对照（Healthy controls,HCs）。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并通过磁珠分选获得新鲜的CD4+幼稚T淋巴细胞。采用PE-conjugated Anti-Human CD45RA抗体结合分选的细胞,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分选细胞纯度。2.使用含10%胎牛血清的无血清造血细胞培养基培养分选得到的CD4+幼稚T淋巴细胞,给与5ng/mL的重组人TGF-β1及20ng/mL的重组人IL-2刺激细胞分化。实验组细胞加用0.055μM 5-Aza-2’-deoxycytidine做去甲基化处理,对照组细胞加用与实验组同样浓度的乙酸（乙酸用于配制5-Aza-2’-deoxycytidine工作液）处理。处理4天后收集细胞。3.采集分化后细胞的核蛋白检测DNMTs活性的相对改变。4.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频率以判断5-Aza-2’-deoxycytidine对CD4+幼稚T淋巴细胞向Treg细胞分化情况的影响。5.采集分化后的细胞进行RNA提取,通过qRT-PCR技术检测Foxp3、DNMT1、DNMT3a、DNMT3b、PD-1等基因的表达情况,以判断与乙酸对照组相比,5-Aza-2’-deoxycytidine对上述基因表达的影响。6.采集受试者临床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相较于乙酸处理对照组,5-Aza-2’-deoxycytidine显着抑制了实验组细胞DNMTs的活性,但DNMTs活性的降低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受试者的样本中和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中未见显着差异。实验组中,5-Aza-2’-deoxycytidine 在下调了 DNMT1 mRNA 表达的同时,上调了DNMT3a和DNMT3b mRNA的表达。在来源于HCC患者的样本中,DNMT1表达的下调相较于健康受试者更加显着。DNMT3a和DNMT3b表达的增高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受试者的样本中和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中未见明显差异。2.相较于乙酸处理组,5-Aza-2’-deoxycytidine处理组中,与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相比,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淋巴细胞分化的Treg细胞频率显着增加。此外,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Treg频率增加这一现象在LC患者和HCC患者中与CHB患者相比更加显着。但Treg频率的增加在LC患者和HCC患者之间没有显着差异。3.相较于乙酸处理组,5-Aza-2’-deoxycytidine在体外上调了诱导后的Treg细胞中Foxp3 mRNA的表达。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这一上调表现在来源于LC患者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加显着。在来源于CHB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患者临床参数之间未见显着关联;在来源于LC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门脉高压的出现、血清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水平具有显着正相关性,与血小板（Platelet,PLT）计数具有显着负相关性;在来源于HCC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患者年龄及腹水出现呈显着正相关,与血红蛋白（Hemoglobin,HGB）水平呈显着负相关。在所有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病毒载量未见明显相关性。4.作为隶属于CD28/CTLA-4家族的细胞表面受体,PD-1（Programmed death-1,PD-1）可以抑制 T 细胞活化。Foxp3 与 CTLA-4 协同作用,以发挥Treg细胞的正常功能,它们还可在T细胞中共同表达来阻止淋巴细胞生成。在本研究诱导后的Treg细胞中,5-Aza-2’-deoxycytidine显着上调了 PD-1的表达,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这一上调作用在来源于LC患者中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具有显着性。结论1.与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相比,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5-Aza-2’-deoxycytidine引起的甲基化状态改变对Treg细胞频率的提高作用更加显着。2.与乙酸处理组相比,5-Aza-2’-deoxycytidine显示出增强Foxp3 mRNA和PD-1 mRNA表达的潜在能力,这一现象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的LC患者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加突出。3.5-Aza-2’-deoxycytidine带来的甲基化状态改变及Treg细胞频率增高,对疾病处于不同价段的慢性HBV感染者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临床后果,需要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发现可能为慢性HBV感染的临床缓解提供新思路,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靶点。第二部分:整合分析肝癌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数据并建立肝癌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研究背景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作为一种严重的终末期肝脏疾病及肝癌（Liver cancer,LC）最主要的组织学类型,不仅是全世界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仅在中国,每年就有约350,000人死于HCC,这一数字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51%。在中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在我国影响着约9000万人,是肝癌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的HCC患者中约有80%的病例来源于HBV感染。表观遗传学所研究的是,在基因组DNA序列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和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科学,这种改变方式具备可逆性及可遗传性。表观遗传改变在包括肝癌在内的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且常见的表观遗传机制,可导致多种抑癌基因的沉默或原癌基因的激活。研究表明,CpG岛的异常从头甲基化是肿瘤发生的标志,并且DNA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可能会早于其他肿瘤标志物的改变,使其具有了成为一种预测肿瘤发生或疾病预后的更好的标志物的可能性。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发现,5-Aza-2’-deoxycytidine介导的甲基化状态的改变可能引起HCC患者Treg细胞分化的异常及相关基因（如Foxp3、DNMTs及PD-1等）的表达的异常,这些异常表达与HCC患者的免疫调节及病毒清除、肿瘤细胞清除等免疫过程密切相关,它们表达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患者机体的免疫状态,从而导致疾病的迁延或进展。上述研究均强调了 DNA甲基化改变是导致肝癌发生的重要分子事件。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是一项大规模的癌症基因组计划,其显着优势为将不同独立研究的数据进行了整合以获得更多的临床样本资料,使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可靠。目前,部分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癌变发生的途径和因素仍尚不清晰,临床工作中也缺乏有效的判断肝癌病人预后的分子模型。因此,利用整合的生物信息学方法进行大规模的、跨平台的、高通量的数据分析仍具备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从TCGA数据库中鉴定与肝癌相关的甲基化差异基因（Methylation differential genes,MDGs）和甲基化驱动基因（Methylation-driven genes）,并对这些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通路分析以及生存分析,最终从MDGs中确定一组与HCC预后相关的基因并建立预后模型,使得该模型可以通过其整体DNA甲基化水平预测肝癌总生存率。研究方法1.418例肝癌患者及58例正常对照间的DNA甲基化数据、临床信息及转录组分析数据等原始数据下载自TCGA数据库。2.应用affy R package将原始TCGA数据处理为甲基化表达矩阵文件,使用limma package筛选MDGs,edgeR package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MethylMix package 则用于鉴定甲基化驱动基因。3.采用 DAVID Bioinformatics Resources 6.8 及 Cytoscape 软件进行基因功能注释富集分析。在功能层面对MDGs进行的富集分析分别来自于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es,BP）、细胞成分（Cellular component,CC）以及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4.CPDB（ConsensusPathDB）用于鉴定与甲基化驱动基因相关的通路。5.STRING在线数据库用于构建MDGs的蛋白互作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并使其可视化。6.survival package一方面用于进行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评估MDGs与总生存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用于分析基因甲基化水平结合基因表达数据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之间的关系。最终确立了一组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的基因并使用HR（Hazard ratios,HR）用于区分保护性因素和危险因素。采用glment package对筛选出的预后相关基因进行套索算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以生成预后模型,并根据基因甲基化水平和系数计算风险评分。7.预后模型中确立了一个具备甲基化差异基因和甲基化驱动基因双重特性,且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中显示与HCC患者生存显着相关的关键基因TNFRSF12A。分别从TNFRSF12A甲基化水平、整合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水平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生存分析。采用MethylMix R package对该基因构建混合模型。整合分析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其表达水平以判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从TCGA数据库中筛选出167个甲基化水平在肝癌与正常对照中具有显着差异的MDGs（包含57个低甲基化基因及110个高甲基化基因）。285个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显着相关的基因则被鉴定为甲基化驱动基因。2.在BP中,MDGs主要富集在RNA聚合酶Ⅱ启动子转录的正、负调控及核小体组装;在CC中,MDGs主要富集在核小体、转录因子复合体及核染色质;在MF中,MDGs主要富集在序列特异性DNA结合、转录因子活性及转录激活因子活性。CPDB分别确立了与甲基化驱动基因相关性排名前五位的通路:通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结合蛋白调控IGF转运和吸收通路、等离子脂蛋白重塑通路、他汀类药物通路、维生素K代谢通路及TYRO蛋白酪氨酸激酶结合蛋白因果网络。以及包含甲基化驱动基因最多的排名前五位的通路:代谢通路、人相关癌症通路、核受体通路、黏附相关的PI3K-Akt-mTOR信号通路以及人相关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通路。3.PPI网络中筛选出3个MDGs作为中心节点基因,分别为:SOX1,POU4F1,SIX3。这3个中心节点基因每个都各自具备10个或以上的连接/相互作用。4.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从MDGs筛选出一组与预后相关的基因:HIST1H1D,RP11-476B1.1,OR2AK2,TNFRSF12A,CTD-2313N18.8,AC133644.2,RP11-467L13.4,LINC00989,RP11-395114.2,RP4-575N6.4,LRRIQ1,RNA5SP75,RP11-713D19.1。HR>1 鉴定为危险因素,HR<1 鉴定为保护性因素。高风险基因指随着基因甲基化程度增加,肝癌患者风险增加;低风险基因指随着基因甲基化程度增加,患者风险降低。LASSO回归分析在上述筛选出的预后相关基因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预测预后模型,根据基因甲基化水平和系数计算风险评分:风险评分=（0.458）*HIST1H1D+（-3.723）*RP11-476B1.1+（-0.341）*OR2AK2+（-2.163）*TNFRSF12A+（-0.405）*CTD-2313N18.8+（-0.394）*AC133644.2+（-1.008）*RP11-467L13.4+（-3.355）*LINC00989。将该模型与其他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证明其为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该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为0.725,约登指数（Youden index）为0.326,相应的风险评分为-1.299。据此可以将肝癌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及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的肝癌患者总生存期明显低于低风险组。5.预后模型中发现了一个关键基因TNFRSF12A,该基因既属于MDGs又属于甲基化驱动基因。TNFRSF12A在肝癌患者中普遍低甲基化,而在健康对照中表现高甲基化,其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显着负相关。生存分析提示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显着相关。结论1.本研究确立了一系列对调控肝癌发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甲基化相关基因和通路。2.结合基因甲基化水平及表达谱,确立了一个可以预测肝癌患者预后的有力的新分子模型,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肝癌分子机制奠定了目标。3.在预后模型中提取了一个关键基因TNFRSF12A,其具备HCC甲基化差异基因和HCC甲基化驱动基因双重特性,且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及生存分析中显示其甲基化水平及表达水平与HCC患者生存显着相关。可能会成为治疗HCC或判断HCC患者预后的潜在靶点。
汤志鹏[8]（2021）在《肝切除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治疗伴有微血管侵犯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探讨非解剖性肝切除术术中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术对于伴有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肝细胞癌早期复发的影响。方法:2015年6月至2020年6月收住的82例肝细胞癌患者分为两组。联合治疗组（n=41）采用非解剖性肝切除联合术中肝断面射频消融治疗,单纯肝切除组（n=41）仅采用非解剖性肝切除术。比较联合治疗组与单纯肝切除组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及手术安全性。根据术后MVI病理诊断结果将患者进一步分为MVI阳性亚组和MVI阴性亚组,并分别比较亚组中采用联合治疗和单纯肝切除治疗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评估局部切缘复发（local recurrence,LR）和肝内远处复发（distant recurrence,DR）的危险因素。结果:1.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甲胎蛋白、肿瘤直径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良好的可比性;2.联合治疗组的无复发生存率与单纯肝切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77,P=0.674）;3.亚组分析中,相较于单纯肝切除治疗,联合治疗可提高MVI阳性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χ2=5.096,P=0.024）;而对于MVI阴性的患者,经两种治疗方式后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相当（χ2=0.688,P=0.407）;4.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仅肿瘤直径（HR=1.32,95%CI 1.02～1.72,P=0.036）为局部切缘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手术方式（HR=0.15,95%CI0.04～0.52,P=0.003）和微血管侵犯（HR=8.65,95%CI 2.19～34.19,P=0.002）则为肝内远处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5.手术安全性方面,单纯切除组与联合治疗组患者在术后第3天、第5天和第7天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总胆红素水平、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联合治疗组的术后24小时腹腔血性引流液少于单纯肝切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2）。结论:1.非解剖性肝切除术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术可降低MVI阳性肝细胞癌患者的术后早期复发率;2.非解剖性肝切除术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术可有效减少术后肝断面的渗血量,并且安全性方面与单纯肝切除术相当;3.非解剖性肝切除术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术可能防止术后肝内远处复发,而MVI的存在则可能会促使术后肝内远处复发。
李霞琳[9]（2021）在《肝硬化患者临床特征及骨代谢标志物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回顾性分析近5年住院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肝硬化病因变化趋势及不同病因肝硬化并发症的特点;检测肝硬化患者血清骨代谢指标,初步探讨肝硬化患者骨代谢变化,为临床医生更好管理慢性肝病患者提供参考。方法:1.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诊断为肝硬化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其性别、年龄、病因及并发症等资料。2.选择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诊断为肝硬化患者,检测其血清骨代谢指标。结果:1.肝硬化患者临床特征分析（1）一般资料:共纳入肝硬化患者945例,年龄在20-92岁,平均年龄60.70±11.60岁;男性565例,女性380例,男:女=1.5:1;男性平均年龄为58.20±10.90岁小于女性（64.38±11.50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肝硬化患者病因构成:乙型肝炎病毒（HBV）组占比最高,为36.6%（346/945）;其次是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组,占19.9%（188/945）;以及酒精性肝病（ALD）组占19.4%（183/945）,丙型肝炎病毒（HCV）组占5.1%（48/945）,HBV+HCV组占0.5%（5/945）,HBV+ALD组占4.0%（38/945）,HCV+ALD组占0.5%（5/945）;药物性肝病组占1.8%（17/945）,其他病因组占12.2%（115/945）,包括肝豆状核变性5例、布加综合征6例、心源性肝硬化6例、非酒精性脂肪肝2例、隐源性肝硬化96例。（3）肝硬化患者病因构成变化趋势:2019年ALD组、AILD组、其他病因组肝硬化患者所占比例分别高于2015年各组患者所占比例,2019年病毒性肝炎及其他各组患者所占比例分别低于2015年各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肝硬化患者性别差异及其变化:HBV组、ALD组、HBV+ALD组患者均以男性为主,与其他各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ILD组、HCV组、其他病因组肝硬化患者以女性为主,与其他各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5年与2019年不同病因组不同性别肝硬化患者占比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肝硬化患者年龄差异及变化:HBV组患者平均年龄低于HCV组、AILD组及其他病因组,HCV组患者平均年龄高于ALD组、HBV+ALD组及HCV+ALD组,ALD组患者平均年龄低于AILD组、其他病因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BV+ALD组患者平均年龄低于AIL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年龄变化趋势:2019年HCV组及AILD组患者平均年龄分别为75.00±10.50和69.90±9.80岁,高于2015年相应组患者平均年龄（61.80±6.00和61.53±11.20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9年与2015年其余各组患者平均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7）肝硬化患者并发症分析:肝硬化患者中并发HCC者占18.3%（173/945）、UGH者占16.1%（152/945）、HE者占5.8%（55/945）、SBP者占2.6%（25/945）、HRS者占1.7%（16/945）。（8）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并发症比较:AILD组并发HCC、UGH者均最少,分别为2.1%、6.9%;HBV组、HCV组、HBV+ALD组患者中并发HCC者分别占17.3%、27.1%、36.8%,明显高于ALD组（12.6%）（P<0.05）;HBV组、HCV组、ALD组、HBV+ALD组、其他病因组及药物性肝病组患者中并发UGH者的发生率分别为17.3%、27.1%、18.6%、23.7%、14.8%、29.4%,均高于AILD组（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病因肝硬化组患者中并发HE、HRS及SBP者占比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9）肝硬化患者并发症变化趋势:2019年肝硬化患者中并发HCC者占11.4%,低于2015年（2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019年肝硬化患者中出现UGH、HE、HRS者占比较2015年略有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肝硬化患者骨代谢指标分析（1）一般资料:共收集肝硬化患者18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8例,平均年龄60.56±10.68岁。按肝功能Child-Pugh进行分级,A级7例,B级8例,C级3例。对照组8例,男性3例,女性5例,平均年龄59.13±5.52岁。（2）骨代谢指标检测结果:肝硬化组患者中血清钙离子均值为2.12±0.08mmol/L,低于对照组（2.23±0.09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肝硬化组患者中6例血清钙离子低于正常值,占33.3%;肝硬化组患者25-OHVD均值为15.12±14.80 ng/L,低于对照组（18.58±7.47 ng/L）,肝硬化组患者中9例25-OHVD结果低于正常值,占50.0%;肝硬化组患者PINP均值为102.00±72.01 ng/L,高于对照组（53.85±26.24 ng/L）,肝硬化患者中14例PINP结果高于正常范围者,占77.9%。肝硬化组患者OC均值为12.40±6.14 ng/L,低于对照组（15.00±7.33 ng/L）,肝硬化患者中12例OC结果低于正常值,占66.7%;肝硬化患者CTX均值0.66±0.56 ng/L,高于对照组（0.62±0.49 ng/L）,肝硬化患者中3例CTX结果高于正常值者,占16.7%;肝硬化组患者PTH均值为37.40±19.32 ng/L,高于对照组（35.40±9.74 ng/L）,肝硬化患者中1例PTH结果高于正常值,占5.6%。肝硬化组患者ALP均值为134.61±57.82 U/L,高于对照组A（95.60±27.06U/L）,肝硬化患者中7例ALP结果高于正常值者,占38.9%;肝硬化组所有患者CT结果正常,其CT均值为4.32±5.71 pg/ml,高于对照组（2.24±0.67 pg/ml）。肝硬化组与对照组患者25-OHVD、CTX、PINP、OC、PTH、CT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肝功能C级组患者PINP均值（163.28±104.35 ng/L）明显高于肝功能A级组（68.06±21.74 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功能分级其他各组患者血清钙离子、25OHVD、CTX、OC、PTH、CT值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肝硬化的常见病因仍为慢性乙肝,而酒精性肝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病呈增加趋势。2.肝硬化并发症以原发性肝癌、上消化道出血为主,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多并发原发性肝癌,但呈下降趋势。3.肝硬化患者血清骨代谢标志物异常,可能引起骨质疏松等。
冯璟[10]（2020）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及血液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及应用初探》文中研究表明人体微生物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平衡的微生态系统对维持人体健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微生态失衡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疾病状态会对人体微生物特定功能类群的结构和组成产生影响,导致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改变。肝癌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此,研究肝癌患者的微生物群落特征,寻找肝癌患者微生物群落中的关键类群,探索其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评估其用于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潜力,对早期诊断、治疗肝癌患者,挽救患者生命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分子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符合入组标准的乙肝肝硬化、肝癌患者及其健康一级亲属的粪便和血液细菌群落的构成、多样性、关键类群,及其与临床生理参数的相关性进行系统研究。旨在阐明肝癌患者人体微生境中细菌群落的构建机制,厘清血液与肠道细菌群落组成的关系,探究血液微生物的来源,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特征聚类分析及三元相图分析表明,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结构在科、属水平发生显着改变。AFPH组较AFPL组的肠道细菌α多样性发生显着改变（P<0.05）。说明疾病会对人体细菌群落结构产生影响,但肝癌患者中AFP的高低导致的肠道细菌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变化并不相同。Metastats、LEf Se及随机森林分析筛选出Romboutsia、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两个差异类群。ROC曲线分析发现,Romboutsia、消化链球菌科（Peptostreptococcaceae）、Romboutsia与韦荣球菌属两者联合、以及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和消化链球菌科三者联合对肝癌的诊断价值较高。RDA、Spearman方法分析表明,肝癌患者与健康人的差异类群与人体多种生理指标有显着相关性（P<0.05）。通过分子生态网络的构建进一步明确了厚壁菌门（Firmicutes）、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是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的关键细菌类群。（2）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的群落结构特征通过聚类分析及三元相图分析,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组成在科、属、种水平发生显着改变。Konellia、Thermomonas、Romboutsia、韦荣球菌属是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的关键差异类群。对差异类群行ROC曲线分析,发现肠道细菌与血液细菌群落中的差异类群联合分析明显提高诊断准确率。值得注意的是,AFPL患者中厚壁菌门诊断HCC准确率高达0.939,有望为疑诊HCC的AFPL患者的诊断提供理论依据。通过RDA、Spearman方法分析HCC患者血液细菌与人体生理指标的相关性,发现关键差异类群与多种生理指标显着相关（P<0.05）,可能参与疾病病理生理过程及肝癌的发生。明确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是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的关键类群,肝癌患者的关键类群较健康群体减少,AFPH患者的血液细菌中未能找到关键类群,说明肝癌患者中AFP增高的群体中细菌群落结构稳定性下降。（3）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的关系分析Venn图研究显示不论是健康还是疾病状态,在肠道和血液中绝大多数细菌是共有菌,仅小部分为各自特有菌。因此我们推测肝癌患者中的血液细菌大部分可能通过肠肝轴来源于肠道。肝癌患者特有的血液细菌明显增多,说明这些增多的血液细菌可能与肝癌发生发展有关。通过对肝癌患者及健康人群的细菌群落多样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健康人群肠道与血液细菌的α多样性呈一定负反馈关系,而肝癌患者肠道与血液微生物的α多样性无显着相关。使用聚类图及柱状图结合、Heatmap及配对样品Wilcoxon符号秩检验对家庭中微生物相似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家庭中患者及健康人肠道和血液细菌在属水平总体具有相似性。这可能是由共同的遗传因素、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所致。（4）微生物失衡促进肝癌进展可能的机制研究表明,失调的肠道微生物激活m TOR,导致肝癌发生。本研究采用q R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沉默m TOR后肝癌细胞SNRPA1 m RNA和蛋白质表达,结果表明激活m TOR后SNRPA1 m RNA和蛋白表达增加（P<0.05）。通过敲减肝癌细胞的SNRPA1基因,研究SNRPA1在裸鼠体内的成瘤性及在体外对HCC细胞的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SNRPA1基因可以在体内致瘤,并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因此推测,失调的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激活m TOR,使SNRPA1表达增加,促进肝癌的发生发展。综上所述,肝癌患者中肠道及血液细菌类群结构在科、属、种水平发生显着改变。患者体内的生理指标与细菌群落结构显着相关,细菌群落的关键差异类群单独或与联合可能为肝癌非侵入性诊断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病毒性肝炎与HCC关系的临床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病毒性肝炎与HCC关系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1章 绪论 |
| 第2章 综述 |
| 2.1 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定义、分类及发病机制 |
| 2.2 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病理学研究进展 |
| 2.3 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 |
| 2.4 当前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临床预测模型 |
| 第3章 资料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纳入标准 |
| 3.1.2 排除标准 |
| 3.1.3 病历筛选流程 |
| 3.2 术前肝功能储备评估和手术切除适应证 |
| 3.3 患者临床信息 |
| 3.3.1 本病历资料 |
| 3.3.2 实验室检验资料 |
| 3.3.3 影像学检查资料 |
| 3.3.4 结局指标 |
| 3.3.5 补充说明 |
| 3.3.6 部分指标的定义 |
| 第4章 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及结论 |
| 4.1 统计分析 |
| 4.1.1 选取自变量及处理数据 |
| 4.1.2 描述及分析数据 |
| 4.2 统计学结果 |
| 4.3 结论 |
| 第5章 讨论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基于生物信息学的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茵陈蒿汤溯源与研究进展 |
| 综述二 茵栀黄颗粒溯源与研究进展 |
| 综述三 肝脏炎癌转化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肝脏炎癌转化的关键基因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生物信息学的乙型肝炎炎癌转化关键基因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二节 基于生物信息学的丙型肝炎炎癌转化关键基因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二章 茵陈蒿汤茵栀黄颗粒抑制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茵陈蒿汤抑制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二节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茵栀黄颗粒治疗乙型肝炎机制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三节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茵栀黄颗粒抑制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基于TCGA数据库分析CENPA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收集、筛选和整理 |
| 1.2 观察指标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CENPA基因表达情况 |
| 2.2 CENPA基因表达水平与HC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
| 2.3 CENPA基因表达水平及临床病理特征与HCC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 |
| 2.4 CENPA基因表达水平及临床病理特征与HCC患者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5）探究SF、NLR、PLR鉴别诊断原发性肝癌和肝泡型包虫病的临床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2.2.1 纳入标准 |
| 2.2.2 排除标准 |
| 2.3 分析方法 |
| 2.4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SF、PLR、NLR及相关指标在两种疾病中的水平比较 |
| 3.3 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SF、PLR、NLR及相关指标在两种疾病的差异性 |
| 3.4 SF、PLR在两种疾病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
| 3.5 SF联合PLR在两种疾病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
| 3.6 SF、PLR联合鉴别方案与独立鉴别方案效用对比 |
| 3.6.1 对比三组鉴别方案的AUC、灵敏度和特异度 |
| 3.6.2 绘制各组鉴别方案的校准曲线图 |
| 3.7 AFP阴性HCC患者应用联合诊断的效果评价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 附录A 综述肝癌相关独立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6）系统免疫炎症指数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2.2.1 纳入标准 |
| 2.2.2 排除标准 |
| 2.3 分析方法 |
| 2.3.1 术前外周血系统免疫炎症指数的计算 |
| 2.3.2 临床病理特征 |
| 2.4 随访 |
| 2.5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术前SII最佳临界值的确定 |
| 3.3 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
| 3.4 SII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总生存期的关系 |
| 3.5 影响患者生存的Cox单因素回归分析 |
| 3.6 影响患者生存的Cox多因素回归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 附录 A 综述 幽门螺杆菌与肝脏疾病关系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7）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5-Aza-2'-deoxycytidine通过DNA去甲基化影响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细胞向Treg细胞的分化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整合分析肝癌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数据并建立肝癌患者预后预测模型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English Paper Ⅰ |
| English Paper Ⅱ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肝切除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治疗伴有微血管侵犯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一般资料 |
|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2.3 资料标准 |
| 2.3.1 肝癌的诊断标准 |
| 2.3.2 肝癌根治性切除标准 |
| 2.3.3 微血管侵犯的病理诊断标准 |
| 2.3.4 肝癌术后复发的诊断标准 |
| 2.4 治疗方式 |
| 2.5 随访 |
| 2.6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3.2 无复发生存率的比较 |
| 3.2.1 两组间无复发生存率的比较 |
| 3.2.2 MVI阴性亚组中两组无复发生存率的比较 |
| 3.2.3 MVI阳性亚组中两组无复发生存率的比较 |
| 3.3 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
| 3.3.1 局部切缘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
| 3.3.2 肝内远处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
| 3.4 两组围手术期相关数据的比较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MVI阳性肝细胞癌患者的诊疗现状 |
| 4.2 术中肝断面的处理措施 |
| 4.3 肝细胞癌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
| 4.4 MVI的术前预测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诊断与治疗 |
| 参考文献 |
| 英文缩略词表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肝硬化患者临床特征及骨代谢标志物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一)前言 |
| (二)资料与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六)参考文献 |
| 综述 慢性肝病相关代谢性骨病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及血液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及应用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人体微生态系统 |
| 1.2 人体微生态系统与机体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
| 1.3 原发性肝癌简述 |
| 1.4 HCC与人体肠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
| 1.4.1 正常肠道微生物群落特征 |
| 1.4.2 HCC与肠道菌群失调的研究进展 |
| 1.4.3 肠道菌群失调促HCC的作用机制 |
| 1.5 人体微生态中血液微生物与HCC关系的研究进展 |
| 1.5.1 血液微生物 |
| 1.5.2 HCC患者血液微生物失衡可能的原因 |
| 1.5.3 血液微生物失衡与疾病关系的研究 |
| 1.5.4 血液微生物失衡可促HCC进展 |
| 1.5.5 血液生物失衡促HCC可能的机制 |
| 1.6 总结 |
| 1.7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8 研究内容 |
| 1.9 技术路线 |
| 1.10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11 创新与特色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HCC患者组研究对象 |
| 2.1.2 一级亲属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 |
| 2.2 主要试剂 |
| 2.3 主要仪器 |
| 2.4 实验方法 |
| 2.4.1 粪便样本采集及DNA提取、检测 |
| 2.4.2 血液样本采集及DNA提取 |
| 2.4.3 细菌16Sr RNA基因的高变区V3-V4 片段的扩增 |
| 2.4.4 微生物多样性测序文库的构建 |
| 2.5 Illumina测序分析 |
| 2.6 生物信息学分析 |
| 2.7 分子生态网络构建 |
| 2.8 慢病毒感染及筛选 |
| 2.9 裸鼠皮下成瘤观察 |
| 2.10 小动物活体成像检测 |
| 2.11 总RNA分离和实时定量PCR分析 |
| 2.12 蛋白质印迹法 |
| 2.13 高函量筛选(HCS)细胞增殖测定 |
| 2.14 流式细胞术 |
| 2.15 统计分析 |
| 第三章 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特征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 |
| 3.2 Illumina Hi Seq测序分析 |
| 3.3 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
| 3.4 HCC患者及CF组肠道细菌的群落结构及相对丰度比较 |
| 3.4.1 CF组、AFPH组、AFPL组的肠道细菌群落组成 |
| 3.4.2 AFPH组、AFPL组、CF组间细菌群落的组成变化 |
| 3.5 HCC患者及CF组人群肠道细菌群落的多样性 |
| 3.5.1 AFPH组、AFPL组、及CF组肠道细菌群落α多样性分析 |
| 3.5.2 HCC患者及CF组肠道细菌群落差异性 |
| 3.6 HCC患者及CF组的肠道细菌的差异类群 |
| 3.6.1 CF组与LF组肠道细菌的差异类群比较 |
| 3.6.2 不同组间细菌类群丰度的显着差异分析 |
| 3.6.3 AFPH组、AFPL组、CF组组间差异类群的筛选 |
| 3.7 差异类群对HCC的诊断价值 |
| 3.8 肠道细菌群落与人体微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8.1 门水平肠道细菌与人体微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8.2 差异类群与临床生理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 3.9 健康人群和HCC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生态网络分析 |
| 3.9.1 三组肠道细菌群落的分子生态网络模型的拓扑学属性 |
| 3.9.2 CF组、AFPL组、AFPH组肠道细菌群落分子生态网络的模块和关键节点 |
| 3.10 讨论 |
| 3.10.1 HCC患者肠道细菌群落的组成及多样性改变 |
| 3.10.2 差异菌属对HCC的诊断价值 |
| 3.10.3 人体微生境因子对肠道细菌群落的影响 |
| 3.10.4 HCC患者和健康人群肠道细菌群落生态网络特征 |
| 3.11 结论 |
| 第四章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液细菌的群落结构特征 |
| 4.1 血液细菌群落高通量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
| 4.2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结构及丰度比较 |
| 4.2.1 CB组、AFPH组、AFPL组血液细菌群落的组成 |
| 4.2.2 CB组、AFPL组、AFPH组三组间细菌群落的组成变化 |
| 4.3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多样性分析 |
| 4.3.1 HCC组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分析 |
| 4.3.2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群落的差异性 |
| 4.4 HCC组及CB组组间血液细菌群落差异性分析 |
| 4.4.1 CB组、LB组血液细菌群落不同水平组成差异比较 |
| 4.4.2 不同分组间细菌类群丰度的显着差异分析 |
| 4.4.3 AFPH组、AFPL组及CB组差异类群的筛选 |
| 4.5 差异类群对HCC的诊断价值 |
| 4.5.1 HCC患者及CB组血液细菌差异类群的ROC分析 |
| 4.5.2 对AFPH组和AFPL组间的血液细菌差异类群的ROC分析 |
| 4.5.3 HCC患者及CB组血液及肠道细菌差异类群的联合ROC分析 |
| 4.6 血液细菌群落与人体微环境因子的关系 |
| 4.6.1 门水平的血液细菌与人体微生境的关系分析 |
| 4.6.2 差异类群与临床生理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 4.7 健康人群和HCC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生态网络组成 |
| 4.7.1 三组人群血液细菌群落的分子生态网络模型的拓扑学属性 |
| 4.7.2 CB组、AFPL组、AFPH组血液细菌群落分子生态网络的模块和关键节点 |
| 4.8 讨论 |
| 4.8.1 HCC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结构组成变化 |
| 4.8.2 血液差异类群对HCC的诊断价值 |
| 4.8.3 人体微生境因子对血液细菌群落的影响 |
| 4.8.4 HCC患者血液细菌群落的生态网络特征 |
| 4.9 结论 |
| 第五章 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的关系分析 |
| 5.1 HCC患者和健康人群肠道及血液细菌群落的共有种 |
| 5.2 HCC患者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多样性的相关性 |
| 5.3 HCC患者肠道和血液细菌群落结构差异分析 |
| 5.4 HCC患者和健康人群中肠道和血液细菌代谢途径预测及差异比较 |
| 5.5 家庭中微生物的相似性分析 |
| 5.5.1 所有样品的细菌类群聚类及分布 |
| 5.5.2 Heatmap分析 |
| 5.5.3 配对样本Wilcoxon符号秩检验 |
| 5.6 讨论 |
| 5.6.1 血液微生物的来源 |
| 5.6.2 血液与肠道细菌群落多样性的相关性 |
| 5.6.3 亲缘个体间微生物的相似性 |
| 5.7 结论 |
| 第六章 微生物失衡促进肝癌进展可能的机制研究 |
| 6.1 mTORC1 调控SNRPA1 |
| 6.2 SNRPA1促HCC的发生发展 |
| 6.2.1 在体水平研究SNRPA1促HCC作用 |
| 6.2.2 离体水平研究SNRPA1促HCC作用 |
| (1)SNRPA1 敲低抑制HCC细胞的增殖和生长 |
| (2)SNRPA1 敲低促进HCC细胞凋亡 |
| 6.3 讨论 |
| 6.4 结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词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病毒性肝炎与HCC关系的临床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肝细胞癌患者脂代谢异常分析及脂肪酸结合蛋白的表达意义研究[J]. 林叶昕,陈科,安方梅,王云飞,吴雄波,占强,张国强.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1(10)
- [2]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D]. 李昌旭. 吉林大学, 2021(01)
- [3]基于生物信息学的茵陈蒿汤和茵栀黄颗粒抑制肝脏炎癌转化机制研究[D]. 张景媛.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 [4]基于TCGA数据库分析CENPA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 石慧娟,袁博,孙荣青,杜玉明. 河南医学研究, 2021(13)
- [5]探究SF、NLR、PLR鉴别诊断原发性肝癌和肝泡型包虫病的临床应用价值[D]. 梅学鹏. 青海大学, 2021(01)
- [6]系统免疫炎症指数与肝泡型包虫病患者预后的关系[D]. 陈小彬. 青海大学, 2021(01)
- [7]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D]. 方娱. 山东大学, 2021(12)
- [8]肝切除联合肝断面射频消融治疗伴有微血管侵犯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D]. 汤志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9]肝硬化患者临床特征及骨代谢标志物分析[D]. 李霞琳. 大连医科大学, 2021(01)
- [10]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及血液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及应用初探[D]. 冯璟. 山西大学, 2020(03)